科技创新之路曲折，前途光明！

上世纪70年代，美国传统制造业衰退，再加上两次石油危机，使美国陷入持续十多年的滞胀（经济下滑+通胀上升），产业升级迫在眉睫。

为了推动国内产业升级，美国做了这三件事。

其一，推动国家级产业政策、科技领域立法保护。

产业政策以克林顿的“国家信息基础设施”计划为代表，核心是实现光纤网络的全覆盖，加速美国国内的信息交互速度。

立法保护以1980年的《杜拜法案》为代表，核心内容是明确科技成果归属，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科技企业和人员的创新热情。另外，1982年出台的《小企业创新研究法案》还对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了规定。

第二轮，2008-2020年：核心驱动是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，美国为了刺激经济，实施了多轮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和一系列减税政策，在此背景下，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掀起新一轮科技创新周期，脸书、苹果、亚马逊、奈飞、谷歌、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引领美股第二轮科技牛市。

与第一轮政策驱动相比，第二轮主要由科技产业自身周期驱动，近十年纳斯达克指数总计上涨470%左右，其中整体净利润增长了430%，所以是实实在在的业绩驱动。

背景一：中国正面临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转型，并且迫在眉睫。

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，国内正在从“量”的粗犷式发展迈向“质”的高质量发展：

1）GDP已经进入“6”的时代，投资、外需均已进入瓶颈期，无法继续引领经济发展，亟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。

2）人力优势已经从单纯的廉价人口红利转向高质量的工程师红利。一方面，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，另一方面，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快速增长（有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理工科专业毕业生数量占比近50%，是欧美国家的两倍）。

3）多方面成本提升+美国关税，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从中国转出。

4）国民环保意识、健康意识增强，物质精神需求日益提升。

短期来看，疫情的全球性冲击正在进一步提升国内产业升级转型的紧迫性：

1）扩内需成为后疫情时代核心主题，而加速科技创新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将是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着力点，所以政策持续强调新基建、新消费。

2）稳就业的关键一环是稳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，而这部分高素质人才的就业需求对应的就是科技创新。

3）中美之间的博弈加剧，科技成为博弈的核心领域，举国体制补短板是当务之急。

其一，推动国家级产业政策、科技领域立法保护。

产业政策上，国家深入推动科技产业的减税减费，设立国家大基金支持相关产业发展，号召举国体制补科技领域短板。

法律保护上，国家近年陆续修订发布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、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文件。

其二，推动资本市场改革。

一方面，在继科创板设立之后，进一步推广注册制，并且全面放宽再融资等方面的限制，加速推动国内股权融资、直接融资的发展。

另一方面，积极引导以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机构资金入市，并且加速对外开放、引入外资，为国内资本市场引入源源不断的活水。

其三，推动利率改革。

背景三：5G物联网时代正在开启全球新一轮技术创新。

从科技创新周期来看，5G正在引领新一轮技术革新，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，通信技术、消费电子、下游应用场景等科技领域都将迎来业绩的新一轮驱动。

以去年的沪电股份为代表，A股核心科技企业已经开始出现持续性的业绩表现。

研报社认为，对比中国科技产业当前背景以及美国历史两轮科技长牛的背景来看，有诸多相似点，其中两个要点——产业升级需求和科技创新周期驱动，均已具备，所以站在大周期来看，中国正站在新一轮科技发展大周期的起点。

5月13日《后疫情时代的核心主题！》，指出在当前背景下，扩内需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核心主题。

5月16日、17日《突发，美国限制升级！》、《周末，大事件！》，深入解读美国对华为升级限制一事。

5月20日《中国IT三巨头，谁最牛？》，解读IT国家队中电科的人事调动事件，并指出该动作意在整合两大央企集团的信创产业资源。

对美国来说，保持全球科技领域的持续垄断地位是战略问题，尤其是不能让5G（未来核心技术）和华为（中国企业）成为突破口，所以美国必然会持续限制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，这个负面因素会持续，并且在美国疫情冲击+大选的背景下，这个博弈会加剧。

对中国来说，发展科技的意图不是为了取代美国、领导全球，而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、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国民物质生活需求升级的需要。

美国的打压会让这个过程更复杂、更持久一些，但无法阻挡中国去做这件事，这是大势所趋。